上午十点，蒋凡醒了。看到郝梦人和行李都不在，慌忙找到老板打听，得知她凌晨已经离开。

　　手里捏着郝梦留下的纸条，他心里疑惑，不能成为伴侣也可以做朋友啊,为什么一定要不辞而别？

　　还强调不到万不得已，别打这个电话？

　　蒋凡心里十分不解。

　　拿上行李走出旅店，蒋凡转身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生命里第一次与异性同床共枕的地方，暗自道：“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，哈婆娘，祝你一生幸福、快乐。”

　　从社港村到蒋凡要去的长安镇上沙村只有十来公里的路程，沿途道路两旁都是拔地而起的各种工厂。

　　按照李酒罐给予的信封地址，蒋凡坐着中巴兜兜转转终于到了上沙村吉隆玩具厂，正巧赶上工厂中午下班的时间。

　　吉隆玩具厂位于大道边上，下班时间数以万计的人从厂里走出来，其中大多以女孩居多。

　　那时，流行称呼：打工仔、打工妹,这是八九十年代，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独有的风景线

　　厂门口汇集着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，除了吉隆厂的人外，多数都是居无定所的人,其中免不了会有居心不良之徒，他们来这里要么是为了钓妹猎艳，或许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。

　　小贩的叫卖声，朝气蓬勃的欢笑声，叽叽喳喳不绝于耳的聊天声，混杂在一起，共同编织成一首漂泊的交响曲。

　　空气中弥漫着汤河粉、炒米粉、烧腊、烤红薯、肉夹馍等不同的餐食味道，夹杂着花露水、汗臭味，这些气味混杂在一起，呈现出东莞的繁华。

　　人群里的面孔各异,有的满面笑容，有的眉头紧皱，有的眼神坚定，有的神情茫然，这样的场景看似丰富多彩的生活，却诠释着漂泊难以言表的辛酸。

　　蒋凡找到几位胸前挂有吉隆厂牌面目和善的女孩，问他们认不认识自己的师兄李海勇。

　　这些女孩要么摇头，要么就是带有防备之心置之不理。

　　只有一位眼睛大大的、笑起来脸上还带有酒窝，性格特别活泼的女孩，热心提醒他道：“我们厂有两万多人，光靠一个姓名，不知道具体属于哪个部门，很难找到人，你最好还是问清他工作的部门。”

　　工厂午休时间就一个小时，时间很快就到了，先前大声叫卖的小贩已经收摊，厂门口只剩下居无定所还在四处寻找工作的盲流。

　　在东莞只认识郝梦，她已经说了万不得已不要打扰。

　　蒋凡在厂大门边上找到一块相对平坦的石头坐了下来，等着工厂下午六点下班，他再继续打听。

　　解开上衣口袋的纽扣，准备抽支烟解解闷，掏出烟包的时候，和烟包放在一起的50元大钞飞落到了地上。

　　除了每年交学费，其它时间蒋凡可能摸到五十、一百这样大钞的时间屈指可数，平时身上几乎就没揣过这么大的票子。

　　他捡起地上的大钞，用手指弹了一下钞票上的尘土，望着虎门方向埋怨道：“哈婆娘，又不准我联系，为何还要做些让我惦记的事情呢？”

　　埋怨完，他把大钞连同裤兜里坐车剩下的九元叠放在一起，小心翼翼揣进上衣口袋里，也系上了纽扣以防丢失。

　　蒋凡其实并没见过这个师兄，也不知长得什么样子，多高的个子，只知道他是李酒罐在沧州家乡时收的一个徒弟。

　　到了下午下班，蒋凡还是没有打听到师兄的消息。

　　得知吉隆厂晚上会加班到十一点半，于是他趁着这段间隔时间，开始寻找晚上住宿的栖息地。

　　身上虽然多出五十元，但他舍不得去开5块、10块一晚的旅店。

　　从郝梦口中得知，东莞各个村都会查暂住证，那些查证的治安联防队像土匪一样蛮不讲理，蒋凡到处溜达着，想着能找个治安队容易忽视的地方过夜。

　　在上沙村周边转悠了一圈，最终目标落在了远离村落的一处山丘上。

　　那山丘上是一片坟地，杂草丛生，芦苇丛比人还高。

　　大晚上一个人住在坟地，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具备的勇气。

　　蒋凡心里还有些得意地想道：“查暂住证总不可能查到坟地来吧，如果那些土匪真敢来，我就装鬼吓死那些挨千刀的杂种。”

　　寻妥到住处，蒋凡又折回到上沙村吃了份炒米粉解决晚饭，然后再次来到吉隆厂门口继续等，结果仍是无功而返。

　　当工厂关闭了大门，周边其他工厂也恢复了安静，蒋凡沮丧地离开玩具厂，借着月亮光来到坟地。

　　在一座坟包边的芦苇丛中，蒋凡找到一处相对平坦的地方，双手合十对着眼前的坟包拜了拜，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纯属无奈，借用贵宝地暂住一宿，如有打扰，恳请原谅。”

　　好在是冬季，东莞野外的蚊不多，近两天一路旅途奔波，在虎门歇息一夜也没有怎么休息好，蒋凡躺下很快就进入梦乡。

　　睡梦中，他梦到了两个女人。

　　一位是刚离开不久的郝梦，那纤细而不失丰腴的身材，妩媚的脸蛋，让他在梦里都浮想联翩。

　　另外一位，是蒋凡心里拒绝想起，却连续三天出现在他梦里的另一位女孩。

　　正当蒋凡躺在坟地里面带笑容、两边嘴角上翘做着春梦。

　　忽然被人一脚踢醒，一口蹩脚广东腔的普通话、极其不友好在耳边响起：“睡到死人堆里还笑得出来，赶紧起来，有没有暂住证？”

　　蒋凡睁开眼，揉了几下迷迷糊糊的眼睛，看见天刚蒙蒙亮，一高一矮两个穿着治安服的男人出现在眼前。

　　他心里暗自怒骂道：“真是倒霉到家了，睡在这里都能被你这些土匪杂种找到。”

　　对蒋凡说话的是矮个子男人，年龄不过二十七八岁，身高不足165，皮包着骨没什么肌肉的面容，还没有正常人应该有的血色。

　　消瘦的身体如同风干的木乃伊，瘦骨嶙峋的双手像大爷似的抄在胸前。

　　最小号的治安服穿在他身上，就像几岁小孩穿着成年人的衣服宽大而臃肿。

　　蒋凡对他第一印象是，凭着这副天生的模样，不用化妆就是一具活脱脱的僵尸。

　　另外一个高个子男人，身高至少185以上，身体壮实得像头牛，却像哈巴狗似的站在矮个子身边，掏出口袋里的三五香烟，递到矮个子男人嘴里，然后拿出打火机殷勤地帮他点上。

　　行动巴结，嘴巴也没闲着讨好道：“秋哥：这些小事你看着就行了，跑腿干活这些事情交给我们。”

　　杂草丛生的山丘，对于过世者而言，这里可能是一块安息的风水宝地，面积不大的地方却有几十座坟墓。

　　对于活着的人而言，来到坟地里过夜，除了窘迫的环境所致，关键原因还是为了躲避治安联防队查暂住证。

　　没成想这样的窘迫、这样的地方，治安队都不愿意轻易放过。

　　普遍打工人薪水都在两百左右的年代，办一张限期一年的暂住证，比辛苦劳作一个月的薪水还多。

　　有钱办理暂住证的人，都住在租间房里，住在野外的人，都是些居无定所暂时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，温饱都不能解决，更别说办暂住证了。

　　矮个子长期从事这项工作，明知其中的辛酸，却故意问有没有暂住证，等同于脱了裤子放屁一个道理，目的就是找个借口，冠冕堂皇地从这些可怜兮兮的漂泊人身上榨取些银子。